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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霞先生文集序

[明代]:茅坤

青霞沈君,由锦衣经历上书诋宰执,宰执深疾之。方力构其罪,赖明天子仁圣,特薄其谴,徙之塞上。当是时,君之直谏之名满天下。已而,君纍然携妻子,出家塞上。会北敌数内犯,而帅府以下,束手闭垒,以恣敌之出没,不及飞一镞以相抗。甚且及敌之退,则割中土之战没者与野行者之馘以为功。而父之哭其子,妻之哭其夫,兄之哭其弟者,往往而是,无所控吁。君既上愤疆埸之日弛,而又下痛诸将士之日菅刈我人民以蒙国家也,数呜咽欷歔;,而以其所忧郁发之于诗歌文章,以泄其怀,即集中所载诸什是也。

君故以直谏为重于时,而其所著为诗歌文章,又多所讥刺,稍稍传播,上下震恐。始出死力相煽构,而君之祸作矣。君既没,而中朝之士虽不敢讼其事,而一时阃寄所相与谗君者,寻且坐罪罢去。又未几,故宰执之仇君者亦报罢。而君之故人俞君,于是裒辑其生平所著若干卷,刻而传之。而其子襄,来请予序之首简。

茅子受读而题之曰:若君者,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?孔子删《诗》,自《小弁》之怨亲,《巷伯》之刺谗而下,其间忠臣、寡妇、幽人、怼士之什,并列之为“风”,疏之为“雅”,不可胜数。岂皆古之中声也哉?然孔子不遽遗之者,特悯其人,矜其志。犹曰“发乎情,止乎礼义”,“言之者无罪,闻之者足以为戒”焉耳。予尝按次春秋以来,屈原之《骚》疑于怨,伍胥之谏疑于胁,贾谊之《疏》疑于激,叔夜之诗疑于愤,刘蕡之对疑于亢。然推孔子删《诗》之旨而裒次之,当亦未必无录之者。君既没,而海内之荐绅大夫,至今言及君,无不酸鼻而流涕。呜呼!集中所载《鸣剑》、《筹边》诸什,试令后之人读之,其足以寒贼臣之胆,而跃塞垣战士之马,而作之忾也,固矣!他日国家采风者之使出而览观焉,其能遗之也乎?予谨识之。

至于文词之工不工,及当古作者之旨与否,非所以论君之大者也,予故不著。嘉靖癸亥孟春望日归安茅坤拜手序。


“青霞先生文集序”译文及注释

沈君青霞,以锦衣卫经历的身份,上书抨击宰相,宰相因此非常痛恨他。正在竭力罗织他罪名的时候,幸亏皇帝仁慈圣明,特别减轻他的罪责,把他流放到边塞去。在那段时期,沈君敢于直谏的美名已传遍天下。不久,沈君就拖累着妻子儿女,离家来到塞上。正巧遇到北方敌人屡次来寇边,而帅府以下的各级将领,都束手无策,紧闭城垒,任凭敌寇出入侵扰,连射一支箭抗击敌人的事都没有做到。甚至等到敌人退却,就割下自己队伍中阵亡者和在郊野行走百姓的左耳,来邀功请赏。于是父亲哭儿子,妻子哭丈夫,哥哥哭弟弟的惨状,到处都是,百姓们连控诉呼吁的地方都没有。沈君对上既愤慨边疆防务的日益废弛,对下又痛恨众将士任意残杀人民,蒙骗朝廷,多次哭泣感叹,便把他的忧郁表现在诗歌文章之中,以抒发情怀,就成为文集中的这些篇章。

沈君原来就以敢于直谏,受到时人的敬重,而他所写的诗歌文章,又对时政多所讽刺,逐渐传播出去,朝廷上下都感到震惊恐慌。于是他们开始竭力进行造谣陷害,这样沈君的大祸就发生了。沈君被害死以后,虽然朝中的官员不敢为他辨冤,但当年身居军事要职、一起陷害沈君的人,不久便因罪撤职。又过了不久,原来仇视沈君的宰相也被罢官。沈君的老朋友俞君,于是收集编辑了他一生的著述若干卷,刊刻流传。沈君的儿子沈襄,来请我写篇序言放在文集前面。

我恭读了文集后写道:像沈君这样的人,不就是古代有高尚节操的那一类志士吗?孔子删定《诗经》,从《小弁》篇的怨恨亲人,《巷伯》篇的讥刺谗人以下,其中忠臣、寡妇、隐士和愤世嫉俗之人的作品,一起被列入“国风”、分入“小雅”的,数不胜数。它们难道都符合古诗的音律吗?然而孔子所以并不轻易删掉它们,只是因为怜悯这些人的遭遇,推重他们的志向。还说“这些诗歌都是发自内心的感情,又以合乎礼义为归宿”,“说的人没有罪,听的人完全应该引为鉴戒”。我曾经按次序考察从春秋以来的作品,屈原的《离骚》,似乎有发泄怨恨之嫌;伍子胥的进谏,似乎有进行威胁之嫌;贾谊的《陈政事疏》,似乎有过于偏激之嫌;嵇康的诗歌,似乎有过分激愤之嫌;刘蕡的对策,似乎有亢奋偏执之嫌。然而运用孔子删定《诗经》的宗旨,来收集编次它们,恐怕也未必不被录取。沈君虽已去世,但海内的士大夫至今一提到他,没有一个不鼻酸流泪的。啊!文集中所收载的《鸣剑》、《筹边》等篇,如果让后代人读了,它们足以使奸臣胆寒,使边防战士跃马杀敌,而激发起同仇敌忾的义愤,那是肯定的!日后假如朝廷的采风使者出使各地而看到这些诗篇,难道会把它们遗漏掉吗?我恭敬地记在这里。

至于说到文采辞藻的精美不精美,以及与古代作家为文的宗旨是否符合,那不是评论沈君大节的东西,所以我就不写了。

“青霞先生文集序”鉴赏

赏析

这篇文章时作者为同时代的锦衣卫经历沈炼诗文集所作的一篇序言。文章始论沈炼的生平大节,次论沈炼诗文集的由来及写作主旨。论生平大节,盛称沈炼忧国忧民,敢于抗颜直谏,疏攻权臣,而获罪流徙塞外,“累然携妻子,出家塞上”,不以个人得失为怀,而“以其所忧郁发之于诗歌文章,以泄其怀”,感慨“若君者,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”。论其诗文主旨,指出其与诗骚同义,“足以寒贼臣之胆,而跃塞垣战士之马,而作之忾也”。写至感情激越处,不禁一唱而三叹,感慨涕零之状如跃纸上,而呈现出强烈的效果。

茅坤的这篇序文以大量笔墨介绍了沈炼忧国忧民,敢于直谏的精神,对其悲惨遭遇,抒发了强烈的痛惜和激愤之情。文章的第一、二自然段,介绍了沈青霞生平。开篇直接点明他直言敢谏的高贵品质,“由锦衣经历上书诋宰执”,“宰执深疾之,方力构其罪。”“诋”是指责意,“构”是指虚构、捏造。这里一“诋”一“构”对比鲜明地写出了沈炼的磊落直言和严嵩的卑鄙下作。接下去介绍了沈炼被流放到边塞的情况。流放,对他来说,只是略有失意感。“累然”二字既形象又精炼地写出了他的心理变化。但当他痛心地看到蒙古鞑靼部俺答汗内侵;看到边帅不仅束手退避,还无辜杀戮百姓冒功请赏;看到百姓的痛苦,他气愤、苦闷、忧郁,“数呜咽欷歔”。上书谴责无望,只得以诗歌文章作为发泄积郁和讥刺时政的工具。据《明史·沈炼传》载:在边塞,沈炼颇受当地人的敬重,请他当老师,教习乡中子弟。他除了撰写诗文揭发边防黑幕,抨击时弊外,在教习之余,缚李林甫、秦桧及严嵩的模拟草人,聚弟子攒射。他还“踔骑居庸关口,南向戟手詈嵩,复痛哭乃归”。他措词激切的诗文使得“上下震恐”最终被严嵩父子构陷处斩。

文章第三、四自然段是对沈炼诗文价值的评论。从这一部分看,作者的着眼点不在于研究推敲文章词句是否工巧,而是突出沈炼的为人与他诗文创作的关系,评论其思想价值和作品的社会意义。这是和文章第一部分论叙他的人品统一的。“若君者,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?”首先,作者用反问句的形式肯定沈炼是一位正气磅礴的仁人志士,他的作品也和他的人品一样,正是秉承了古代有志之士的风格。作者以为,诗文没有必要都唱统一的歌功颂德的调,都说中正平和、不偏不倚的话,完全可以有怨怼和讥刺,可以有激烈和愤恨,“言者无罪,闻者足戒。”根据这种观点,在反问句之后,作者先引证了孔子删《诗》的原则:不以是否合于“中声”为标准。那些“忠臣、寡妇、幽人、怼士”的篇什“不可胜数”的被分别编入《诗经》的《大雅》和《小雅》之中。并具体地以出于怨恨的《小弁》篇和出于愤怒的《巷伯》篇为例,来说明孔子很注意那些内容有价值,能打动人心的作品。紧跟着,又以排比句的形式例举了屈原、伍子胥、贾谊、嵇康、刘蕡等人的文辞诗赋,他们的作品有怨恨、有激烈,有愤怒甚至过分,也都不合于“中声”,但都有其不同的存在价值。根据以上事实,顺理成章地证明了沈炼是古代有志之士的继续。他的作品激昂慷慨,“其文章劲健有气,诗亦郁勃磊落,肖其为人”(《四库提要》语),具有发扬正气打击奸邪的作用,应当传之后世。茅坤和王慎中、唐顺之、归有光等人被称为明代的“唐宋派古文家”。强调文章和道的关系,注重文章的思想内容是“唐宋派”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,此篇这个特点就很突出。作者对沈炼诗文推崇备至,实际上在于对其人格的推崇,由此可看出,茅坤首先注重的是诗文内容的倾向。

创作背景

这篇序文的创作时间不详。嘉靖年间,世宗昏愦,奸臣当道,朝廷腐败,力衰财尽。沈炼为人刚直,忧国忧民,嫉恶如仇。尤其痛恨由于严嵩的贪鄙奸恶,导致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答的入侵,他上疏痛骂严嵩“贪婪之病疾入膏肓,愚鄙之心顽于铁石”。疏中列数其十大罪状,请求皇上诛戮奸臣,“以谢天下”。但是,昏庸的世宗不识其奸,而严嵩又善在世宗面前搬弄是非。结果,严嵩毫毛未损,沈炼却以诋诬大臣之罪被廷杖,谪佃保安。后来,严嵩又指使其党羽诬蔑沈炼谋叛,把他逮捕处死,沈炼的两个儿子也遭杖杀。嘉靖四十四年,严嵩父子被罢官、处死。沈炼的子弟大呼:“沈公可瞑目矣。”沈君的门生俞君搜集编辑了他生平所著的诗文若干卷,刊刻流传,他的儿子以敬来请茅坤作序。茅坤深深敬佩沈炼的为人,且与沈有着相似的遭遇,便欣然写下了这篇序文。

茅坤简介

明代·茅坤的简介

茅坤

茅坤(1512~1601)明代散文家、藏书家。字顺甫,号鹿门,归安(今浙江吴兴)人,明末儒将茅元仪祖父。嘉靖十七年进士,官广西兵备佥事时,曾领兵镇压广西瑶族农民起义。茅坤文武兼长,雅好书法,提倡学习唐宋古文,反对“文必秦汉”的观点,至于作品内容,则主张必须阐发“六经”之旨。编选《唐宋八大家文抄》,对韩愈、欧阳修和苏轼尤为推崇。茅坤与王慎中、唐顺之、归有光等,同被称为“唐宋派”。有《白华楼藏稿》,刻本罕见。行世者有《茅鹿门集》。

...〔► 茅坤的诗(2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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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故以直谏为重于时,而其所著为诗歌文章,又多所讥刺,稍稍传播,上下震恐。始出死力相煽构,而君之祸作矣。君既没,而中朝之士虽不敢讼其事,而一时阃寄所相与谗君者,寻且坐罪罢去。又未几,故宰执之仇君者亦报罢。而君之故人俞君,于是裒辑其生平所著若干卷,刻而传之。而其子襄,来请予序之首简。

茅子受读而题之曰:若君者,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?孔子删《诗》,自《小弁》之怨亲,《巷伯》之刺谗而下,其间忠臣、寡妇、幽人、怼士之什,并列之为“风”,疏之为“雅”,不可胜数。岂皆古之中声也哉?然孔子不遽遗之者,特悯其人,矜其志。犹曰“发乎情,止乎礼义”,“言之者无罪,闻之者足以为戒”焉耳。予尝按次春秋以来,屈原之《骚》疑于怨,伍胥之谏疑于胁,贾谊之《疏》疑于激,叔夜之诗疑于愤,刘蕡之对疑于亢。然推孔子删《诗》之旨而裒次之,当亦未必无录之者。君既没,而海内之荐绅大夫,至今言及君,无不酸鼻而流涕。呜呼!集中所载《鸣剑》、《筹边》诸什,试令后之人读之,其足以寒贼臣之胆,而跃塞垣战士之马,而作之忾也,固矣!他日国家采风者之使出而览观焉,其能遗之也乎?予谨识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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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使刺谳其诚伪,考正其曲直,原始而求其端,则刑礼之用,判然离矣。何者?若元庆之父,不陷于公罪,师韫之诛,独以其私怨,奋其吏气,虐于非辜,州牧不知罪,刑官不知问,上下蒙冒,吁号不闻;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,枕戈为得礼,处心积虑,以冲仇人之胸,介然自克,即死无憾,是守礼而行义也。执事者宜有惭色,将谢之不暇,而又何诛焉?

其或元庆之父,不免于罪,师韫之诛,不愆于法,是非死于吏也,是死于法也。法其可仇乎?仇天子之法,而戕奉法之吏,是悖骜而凌上也。执而诛之,所以正邦典,而又何旌焉?

且其议曰:“人必有子,子必有亲,亲亲相仇,其乱谁救?”是惑于礼也甚矣。礼之所谓仇者,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;非谓抵罪触法,陷于大戮。而曰“彼杀之,我乃杀之”。不议曲直,暴寡胁弱而已。其非经背圣,不亦甚哉!

《周礼》:“调人,掌司万人之仇。凡杀人而义者,令勿仇;仇之则死。有反杀者,邦国交仇之。”又安得亲亲相仇也?《春秋公羊传》曰:“父不受诛,子复仇可也。父受诛,子复仇,此推刃之道,复仇不除害。”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,则合于礼矣。且夫不忘仇,孝也;不爱死,义也。元庆能不越于礼,服孝死义,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。夫达理闻道之人,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?议者反以为戮,黩刑坏礼,其不可以为典,明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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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哉!其所凭依,乃其所自为也。《易》曰:“云从龙。”既曰:龙,云从之矣。


货殖列传序

两汉司马迁

老子曰:“至治之极,邻国相望,鸡狗之声相闻,民各甘其食,美其服,安其俗,乐其业,至老死不相往来。”必用此为务,挽近世涂民耳目,则几无行矣。

太史公曰:夫神农以前,吾不知已。至若《诗》、《书》所述虞、夏以来,耳目欲极声色之好,口欲穷刍豢 之味,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。使俗之渐民久矣,虽户说以眇 论,终不能化。故善者因之,其次利道 之,其次教诲之,其次整齐之,最下者与之争。

夫山西饶材、竹、旄、玉石,山东多鱼、盐、漆、丝、声色,江南出棻、梓、姜、桂、金、锡、连、丹沙、犀、玳瑁、珠玑、齿、革,龙门、碣石 北多马、牛、羊、旃、裘、筋、角;铜、铁则千里往往山出置。此其大较也。皆中国人民所喜好,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。故待农而食之,虞 而出之,工而成之,商而通之。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?人各任其能,竭其力,以得所欲。故物贱之征贵,贵之征贱,各劝其业,乐其事,若水之趋下,日夜无休时,不召而自来,不求而民出之。岂非道之所符,而自然之验邪?

《周书》 曰:“农不出则乏其食,工不出则乏其事,商不出则三宝绝,虞不出则财匮少。”财匮少而山泽不辟 矣。此四者,民所衣食之原 也。原大则饶,原小则鲜。上则富国,下则富家。贫富之道,莫之夺予,而巧者有余,拙者不足。故太公望 封于营丘,地潟卤,人民寡,于是太公劝其女功,极技巧,通鱼盐,则人物归之, 繦至 而辐凑。故齐冠带衣履天下,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。其后齐中衰,管子修之,设轻重九府,则桓公以霸,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;而管氏亦有三归,位在陪臣,富于列国之君。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 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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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年五十九,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扬子县甘露乡某所之原。夫人李氏。子男瓌,不仕;璋,真州司户参军;琦,太庙斋郎;琳,进士。女子五人,已嫁二人,进士周奉先、泰州泰兴县令陶舜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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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史公曰:“先人有言: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,有能绍明世、正《易传》,继《春秋》、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际?’”意在斯乎!意在斯乎!小子何敢让焉!

上大夫壶遂曰:“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”?太史公曰:“余闻董生曰:‘周道衰废,孔子为鲁司寇,诸侯害子,大夫雍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,道之不行也,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,以为天下仪表,贬天子,退诸侯,讨大夫,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:‘我欲载之空言,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夫《春秋》,上明三王之道,下辨人事之纪,别嫌疑,明是非,定犹豫,善善恶恶,贤贤贱不肖,存亡国,继绝世,补弊起废,王道之大者也。《易》著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,故长于变;《礼》经纪人伦,故长于行;《书》记先王之事,。故长于政;《诗》记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,故长于风;《乐》乐所以立,故长于和;《春秋》辨是非,故长于治人。是故《礼》以节人,《乐》以发和,《书》以道事,《诗》以达意,《易》以道化,《春秋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正,莫近于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文成数万,其指数千。万物之散聚皆在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之中,弑君三十六,亡国五十二,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,皆失其本已。故《易》曰‘失之毫厘,差之千里。’故曰‘臣弑君,子弑父,非一旦一夕之故也,其渐久矣’。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前有谗而弗见,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守经事而不知其宜,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为人君父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陷篡弑之诛,死罪之名。其实皆以为善,为之不知其义,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。夫不通礼义之旨,至于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,臣不臣则诛,父不父则无道,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,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予之,则受而弗敢辞。故《春秋》者,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禁未然之前,法施已然之后;法之所为用者易见,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”

壶遂曰:“孔子之时,上无明君,下不得任用,故作《春秋》,垂空文以断礼义,当一王之法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,下得守职,万事既具,咸各序其宜,夫子所论,欲以何明?”

太史公曰:“唯唯,否否,不然。余闻之先人曰:‘伏羲至纯厚,作《易》八卦。尧舜之盛,《尚书》载之,礼乐作焉。汤武之隆,诗人歌之。《春秋》采善贬恶,推三代之德,褒周室,非独刺讥而已也。’汉兴以来,至明天子,获符瑞,封禅,改正朔,易服色,受命于穆清,泽流罔极,海外殊俗,重译款塞,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。臣下百官力诵圣德,犹不能宣尽其意。且士贤能而不用,有国者之耻;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,有司之过也。且余尝掌其官,废明圣盛德不载,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,堕先人所言,罪莫大焉。余所谓述故事,整齐其世传,非所谓作也,而君比之于《春秋》,谬矣。”

于是论次其文。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,幽于缧绁。乃喟然而叹曰:“是余之罪也夫。是余之罪也夫!身毁不用矣!”退而深惟曰:“夫《诗》、《书》隐约者,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羑里,演《周易》;孔子厄陈、蔡,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著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而论兵法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,不得通其道也,故述往事,思来者。”于是卒述陶唐以来,至于麟止,自黄帝始。


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

唐代韩愈

三月十六日,前乡贡进士韩愈,谨再拜言相公阁下。

愈闻周公之为辅相,其急于见贤也,方一食三吐其哺,方一沐三握其发。天下之贤才皆已举用,奸邪谗佞欺负之徒皆已除去,四海皆已无虞,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宾贡,天灾时变、昆虫草木之妖皆已销息,天下之所谓礼、乐、刑、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,风俗皆已敦厚,动植之物、风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,休征嘉瑞、麟凤龟龙之属皆已备至,而周公以圣人之才,凭叔父之亲,其所辅理承化之功又尽章章如是。其所求进见之士,岂复有贤于周公者哉?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,岂复有贤于时百执事者哉?岂复有所计议、能补于周公之化者哉?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,惟恐耳目有所不闻见,思虑有所未及,以负成王托周公之意,不得于天下之心。如周公之心,设使其时辅理承化之功未尽章章如是,而非圣人之才,而无叔父之亲,则将不暇食与沐矣,岂特吐哺握发为勤而止哉?维其如是,故于今颂成王之德,而称周公之功不衰。

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。天下之贤才岂尽举用?奸邪谗佞欺负之徒岂尽除去?四海岂尽无虞?九夷、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岂尽宾贡?天灾时变、昆虫草木之妖岂尽销息?天下之所谓礼、乐、刑、政教化之具岂尽修理?风俗岂尽敦厚?动植之物、风雨霜露之所沾被者岂尽得宜?休征嘉瑞、麟凤龟龙之属岂尽备至?其所求进见之士,虽不足以希望盛德,至比于百执事,岂尽出其下哉?其所称说,岂尽无所补哉?今虽不能如周公吐哺握发,亦宜引而进之,察其所以而去就之,不宜默默而已也。

愈之待命,四十馀日矣。书再上,而志不得通。足三及门,而阍人辞焉。惟其昏愚,不知逃遁,故复有周公之说焉。阁下其亦察之。古之士三月不仕则相吊,故出疆必载质。然所以重于自进者,以其于周不可则去之鲁,于鲁不可则去之齐,于齐不可则去之宋,之郑,之秦,之楚也。今天下一君,四海一国,舍乎此则夷狄矣,去父母之邦矣。故士之行道者,不得于朝,则山林而已矣。山林者,士之所独善自养,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。如有忧天下之心,则不能矣。故愈每自进而不知愧焉,书亟上,足数及门,而不知止焉。宁独如此而已,惴惴焉惟,不得出大贤之门下是惧。亦惟少垂察焉。渎冒威尊,惶恐无已。愈再拜。